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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西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后。原创性地提出模仿经济学理论、新供给主义理论。

经济发展要防“均衡困境”2019-06-18 07:54作者:任寿根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强调实现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参与快速兴旺”原则。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劳动工资最高的地方不是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最兴旺、最迅速变成富裕的国家。从斯密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大的投资机会以及获得高收入报酬往往会出现在发展快速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并不出现在最富有的国家,这实际上指出了富裕国家或富裕地区会出现“均衡困境”。

“均衡困境”是指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结构、制度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等固化产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现象。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以及落后地区的“均衡困境”问题。低水平的“均衡困境”的存在导致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难以实现经济发展质的突破,经济发展在低水平层次上循环和固化,国家和国民收入低且难以实现大幅增长。

其实,发达国家、富裕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均衡困境”问题。一般将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的“均衡困境”称为低水平的“均衡困境”,与此相应,可以将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均衡困境”称为高水平的“均衡困境”。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发达程度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其增量财富机会或边际财富机会存在递减趋势,其经济发展同样会出现停滞不前。这是高水平的“均衡困境”所产生的后果。高水平的“均衡困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

高水平的“均衡困境”的具体表现为,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小且流动速度缓慢,区域发展“固定化”,领先地区或领先城市与非领先地区或非领先城市发展格局呈现稳定状态,富裕人群与非富裕人群的财富分配状态相对稳定;等等。

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经历工业迅速发展之后,已变得十分富裕,然而当时美国给予劳动者的报酬却比英国高许多。这就是均衡困境在作怪。英国当时比美国富裕,已经出现了均衡困境,但没有美国兴旺,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快速上升期。

其实,当代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均衡困境,其发展出现固化特点十分明显。比如,大多数发达国家区域发展已经固化了,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界限已经难以打破,非一线城市似乎永久性地固化为非一线城市,人口流动趋势长期表现为人口向一线城市流入,虽然出现过所谓城市郊区化现象,即人口由大城市向郊区、向城镇流动,但这种现象未成为主流。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几乎固化了,停滞发展了,和几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可以从经济上分析高水平的“均衡困境”产生的原因。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就会出现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稳定状态资本水平”,即资本存量和产出随时间的推移是稳定的。当经济发展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时,这种均衡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稳定,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固定化,消费方式、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固定化,富人与穷人的人数比例差不多不变,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格局固定化,国民的思维以及投资者的思维固定化,当这种固定化长期不变时,均衡困境就会出现。均衡困境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静止状态,意味着经济难以产生大的财富机会。发达国家打破这种均衡通常依靠技术创新,意味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区域大开发基本结束了,只有依靠技术创新。

所以,从投资角度看,按照斯密“参与快速兴旺”原则,应选择那些正处于兴旺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大量投资者已收获中国第一次财富大爆炸所产生的财富,其时间为2003年至2018年。毫无疑问,中国在第一次财富大爆炸期间,发展十分迅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一个发展兴旺的地区。中国应防止出现均衡困境,即应防止区域结构固化、城市结构固化、产业结构固化、收入分配结构固化、消费结构固化、商业模式固化、技术创新固化等,特别是应防止区域结构和城市结构固化。

斯密强调的另一个财富原则是“边界”原则。斯密指出,在小城镇和农村里由于市场的狭小,难以发大财,发大财的地方往往在大城镇,在大城镇生意能够随资本的扩大而扩大,而一个勤劳商人的信誉比其资本扩张得更快。斯密在此强调财富的“边界”原则。

所谓边界原则就是从事生产经营应扩大其市场规模,到市场规模大的地方去投资,商业边界拓宽得越广越好,而且应当持续突破商业边界,不断摆脱均衡困境。跨国公司一般将其生意放在大城市中,就是考虑其商业边界问题。

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集聚了大量的跨国金融集团,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跨国金融集团采取边界原则,选择市场规模大、影响大的城市开展其金融业务,这样其获得的财富机会多。

在农村、城镇和小的城市,很难看到跨国公司将其总部设在那儿的,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大城市、人口规模大的城市、企业数量多的城市,市场或商业边界就越大,财富增长的机会就越大。相比其他城市,一线城市房价高且相对坚挺,一线城市房租也相对较高,其原因在于一线城市的市场或商业边界大。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富豪将其商业以及家庭或个人财产都放在大城市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斯密的财富边界原则有时需要与其“参与快速兴旺”原则相结合。如果结合得好,所获得的财富机会往往更大。这是因为,从静态角度看,某些城市或某些农村和城镇,其市场或商业规模小,但从动态角度看,有的农村或有的城镇,以及有的小城市,往往会被大城市兼并,或变成新的开放区,其市场或商业边界会突然扩大,而且可能成为快速兴旺地区。两个原则相结合需要投资者的眼光。一般的情况是,大城市乃至一线城市的郊区被兼并的概率更高,离大城市或一线城市财富中心地越近的地方被兼并的概率高。所以,一些从事长线投资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在大城市乃至一线城市的郊区投资房地产项目。

经济发展要防“均衡困境”2019-06-18 07:54作者:任寿根
任寿根 经济学教授,西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后。原创性地提出模仿经济学理论、新供给主义理论。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强调实现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参与快速兴旺”原则。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劳动工资最高的地方不是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最兴旺、最迅速变成富裕的国家。从斯密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大的投资机会以及获得高收入报酬往往会出现在发展快速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并不出现在最富有的国家,这实际上指出了富裕国家或富裕地区会出现“均衡困境”。

“均衡困境”是指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结构、制度结构以及技术结构等固化产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现象。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以及落后地区的“均衡困境”问题。低水平的“均衡困境”的存在导致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难以实现经济发展质的突破,经济发展在低水平层次上循环和固化,国家和国民收入低且难以实现大幅增长。

其实,发达国家、富裕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同样存在“均衡困境”问题。一般将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的“均衡困境”称为低水平的“均衡困境”,与此相应,可以将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均衡困境”称为高水平的“均衡困境”。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发达程度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其增量财富机会或边际财富机会存在递减趋势,其经济发展同样会出现停滞不前。这是高水平的“均衡困境”所产生的后果。高水平的“均衡困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

高水平的“均衡困境”的具体表现为,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小且流动速度缓慢,区域发展“固定化”,领先地区或领先城市与非领先地区或非领先城市发展格局呈现稳定状态,富裕人群与非富裕人群的财富分配状态相对稳定;等等。

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经历工业迅速发展之后,已变得十分富裕,然而当时美国给予劳动者的报酬却比英国高许多。这就是均衡困境在作怪。英国当时比美国富裕,已经出现了均衡困境,但没有美国兴旺,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快速上升期。

其实,当代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均衡困境,其发展出现固化特点十分明显。比如,大多数发达国家区域发展已经固化了,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界限已经难以打破,非一线城市似乎永久性地固化为非一线城市,人口流动趋势长期表现为人口向一线城市流入,虽然出现过所谓城市郊区化现象,即人口由大城市向郊区、向城镇流动,但这种现象未成为主流。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几乎固化了,停滞发展了,和几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可以从经济上分析高水平的“均衡困境”产生的原因。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就会出现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稳定状态资本水平”,即资本存量和产出随时间的推移是稳定的。当经济发展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时,这种均衡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稳定,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固定化,消费方式、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固定化,富人与穷人的人数比例差不多不变,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格局固定化,国民的思维以及投资者的思维固定化,当这种固定化长期不变时,均衡困境就会出现。均衡困境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静止状态,意味着经济难以产生大的财富机会。发达国家打破这种均衡通常依靠技术创新,意味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区域大开发基本结束了,只有依靠技术创新。

所以,从投资角度看,按照斯密“参与快速兴旺”原则,应选择那些正处于兴旺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大量投资者已收获中国第一次财富大爆炸所产生的财富,其时间为2003年至2018年。毫无疑问,中国在第一次财富大爆炸期间,发展十分迅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一个发展兴旺的地区。中国应防止出现均衡困境,即应防止区域结构固化、城市结构固化、产业结构固化、收入分配结构固化、消费结构固化、商业模式固化、技术创新固化等,特别是应防止区域结构和城市结构固化。

斯密强调的另一个财富原则是“边界”原则。斯密指出,在小城镇和农村里由于市场的狭小,难以发大财,发大财的地方往往在大城镇,在大城镇生意能够随资本的扩大而扩大,而一个勤劳商人的信誉比其资本扩张得更快。斯密在此强调财富的“边界”原则。

所谓边界原则就是从事生产经营应扩大其市场规模,到市场规模大的地方去投资,商业边界拓宽得越广越好,而且应当持续突破商业边界,不断摆脱均衡困境。跨国公司一般将其生意放在大城市中,就是考虑其商业边界问题。

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集聚了大量的跨国金融集团,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跨国金融集团采取边界原则,选择市场规模大、影响大的城市开展其金融业务,这样其获得的财富机会多。

在农村、城镇和小的城市,很难看到跨国公司将其总部设在那儿的,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大城市、人口规模大的城市、企业数量多的城市,市场或商业边界就越大,财富增长的机会就越大。相比其他城市,一线城市房价高且相对坚挺,一线城市房租也相对较高,其原因在于一线城市的市场或商业边界大。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富豪将其商业以及家庭或个人财产都放在大城市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斯密的财富边界原则有时需要与其“参与快速兴旺”原则相结合。如果结合得好,所获得的财富机会往往更大。这是因为,从静态角度看,某些城市或某些农村和城镇,其市场或商业规模小,但从动态角度看,有的农村或有的城镇,以及有的小城市,往往会被大城市兼并,或变成新的开放区,其市场或商业边界会突然扩大,而且可能成为快速兴旺地区。两个原则相结合需要投资者的眼光。一般的情况是,大城市乃至一线城市的郊区被兼并的概率更高,离大城市或一线城市财富中心地越近的地方被兼并的概率高。所以,一些从事长线投资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在大城市乃至一线城市的郊区投资房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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