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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结婚率下降:基于经济维度的考量2019-08-27 08:08作者:张锐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比上年下降4.6%,结婚率为7.3%。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报告中提到的结婚率应当包括再婚率,如果除去这一部分结婚人群,适婚青年的初次结婚率一定更低。另外,与创10年新低的结婚率相对应,目前国内有超过2亿的单身成年人,同时超过7700万的成年人选择了独居。

家庭与婚姻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属性,结婚率的下降自然首先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归因,一方面,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不少女性获得了超过男性的成就与尊重,使得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婚姻模式走向解体,也意味着依靠婚姻抵抗经济风险的作用愈来愈式微,相应地,对于许多职场女性来说选择不婚的基础也日益充实;另一方面,最近15年来离婚率不断走高,去年达到了3.2%的破纪录水平,这种结果无疑冲淡了未婚青年对婚姻的美好预期。

与社会因素相比,导致结婚率下降的经济因素更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结婚率下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逻辑产物。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许多农村青年脱离了原来的地缘与亲缘,而这些正好是促使农村青年人群婚配的重要传统力量,虽然新的地缘与业缘为青年人群的相识提供了机会,但也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客观上也延长了适婚人口的婚配时间;同时,人口流动也造成了适婚男女的不匹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的流动性更大,使得在某一范围内更容易出现适婚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情况,如广州、深圳、东莞以及佛山四城的未婚男性就显著超过未婚女性。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健全也日益淡化了家庭的承载功能,洗衣有干洗店上门揽收,吃饭有外卖送到手中,室内清洁有保洁人员打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灯泡坏了,打个电话就有专业人士登门搞掂。服务业的繁荣与功能延伸已经让不少青年男女对“另一半”的需求变得并不十分强烈。

作为产业升级的标志性成果,信息化与智能化工具尽管提高了人机交互甚至是人人交互的效率,但对婚姻甚至家庭的颠覆与肢解却是有目共睹。手机不离手,游戏玩个够,微信遍交友。许多青年人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流连于屏幕上的那个精彩世界,表面看线上交际圈风光无限,但背后却是线下宅男宅女的不断丛生,现实场景中的沟通表达能力日渐匮乏。手机绑架了青年群体,也实际隔离了他们与异性交往的缘分。还值得注意的是,前不久日本发明了一款美女智能机器人,上市一小时便抢售一空,试想,如果机器人既能解决人类的生理需求,还能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可以和你热情聊天,也能懂你的所思所想,乃至帮你承揽一切家务活儿,人类还会把婚姻作为唯一的选择吗?AI正在迅速切入婚姻与家庭,并对传统的婚姻模式与家庭伦理释放出强大的重组能量。

从经济学来看,婚姻应当是收益与成本原理驱动下人类的一次比较选择行为。人们憧憬与选择婚姻,是因为相信婚姻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幸福生活体验以及情感和物质的满足,然而,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追求在现实世界可以落地的难度系数却越来越高。一方面,不认同自己的父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模式以及能将就则将就的生活态度,现在的年轻人在伴侣选择上有着更高的清晰化诉求,不仅彼此看着舒服,而且“三观”须一致,生活习惯要趋同,还可以聊得来等等,可这种近乎完美的追求无疑意味着发现成本与搜索成本会越来越大,成功的概率也越来越小,更多的青年男女也由此落单。另一方面,选择结婚还会发生不小的机会成本,包括会放弃与异性交往的频次,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还会舍弃职业选择以及升迁机会等等,做出这些割舍对于独立意识很强的当下青年来说都是非常痛苦而极不情愿的事情,于是在极具自由的单身与带有很强约束的婚姻之间,更多人选择了前者。概言之,在发现与搜索成本增大的前提下,年轻人觉得结婚所支付的成本要大于带来的收益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可能做出不结婚的抉择。

当然,在所有的成本支出中,婚姻的建安成本无疑是最敏感的因素。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其中最低的是上海,只有4.4%。,紧跟其后的是浙江、广东以及北京等地,而这些省市恰恰是房价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地区,作为新婚的标配,多则千万、少则百万的城市商品房成为压垮许多青年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如此,婚姻还与汽车、彩礼甚至“三金”(养老、保险与医疗)紧密捆绑起来,一次性结婚,轻则掏空父母的一辈子积蓄,重则让家庭背上巨额债务。更为重要的是,成婚以后还将面临着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 而在没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以及充分思想准备的前提下,许多年轻人最终无奈地选择了“佛系”婚姻观。

正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行为也已成为他们走向婚姻的重要阻力。按照《2018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我国消费金融的使用者主要是年轻群体,其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群体占70%,由于自身收入难以支持消费需求,许多年轻人在运用信用卡持续透支的同时,还通过花呗、白条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频繁借贷,最终,“90后”和“00后”的负债率高达1850%,在消费贷款群体中占比高达43.48%。另据《2018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中有56%没有开始为养老储蓄,44%群体中平均每人每月储蓄只有1339元,部分年轻人处于“零储蓄、高负债”状态。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个人资产结构与消费倾向,不仅让他们时刻处于生活的焦虑状态之中,也削弱他们对未来婚姻的能力承担预期以及拥有与建设未来家庭的必要信心。

当然,结不结婚都是个人行为,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但婚姻很大程度上又必然带有亲社会的性质,不结婚对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很难说只要结婚就能提高生育率,但却可以肯定地指出不结婚一定会降低生育率。数据显示,去年国内人口出生率降至10.94%,新出生人口环比减少200万,创下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按照这样的人口增速,以2018年13.95亿人为基数,到2026年我国人口将降到11.7亿,2036年继续减少到9.8亿,至2046年只有6.9亿。问题的关键是,新生人口大幅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却在逐年增多,人口结构朝着劣态方向演变与恶化。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严重不足,“人口红利”荡然无存,消费动能停滞与衰竭,经济结构升级程序断裂,甚至还会出现可怕的倒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结婚率的下降并不等于不结婚。有调查数据显示,60.4%的单身人士还是期待美好爱情, 40.04%的人打算在31~35岁之间结婚,看得出,结婚年龄的推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结婚率下降:基于经济维度的考量2019-08-27 08:08作者:张锐
张锐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比上年下降4.6%,结婚率为7.3%。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报告中提到的结婚率应当包括再婚率,如果除去这一部分结婚人群,适婚青年的初次结婚率一定更低。另外,与创10年新低的结婚率相对应,目前国内有超过2亿的单身成年人,同时超过7700万的成年人选择了独居。

家庭与婚姻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属性,结婚率的下降自然首先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归因,一方面,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不少女性获得了超过男性的成就与尊重,使得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婚姻模式走向解体,也意味着依靠婚姻抵抗经济风险的作用愈来愈式微,相应地,对于许多职场女性来说选择不婚的基础也日益充实;另一方面,最近15年来离婚率不断走高,去年达到了3.2%的破纪录水平,这种结果无疑冲淡了未婚青年对婚姻的美好预期。

与社会因素相比,导致结婚率下降的经济因素更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结婚率下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逻辑产物。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许多农村青年脱离了原来的地缘与亲缘,而这些正好是促使农村青年人群婚配的重要传统力量,虽然新的地缘与业缘为青年人群的相识提供了机会,但也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客观上也延长了适婚人口的婚配时间;同时,人口流动也造成了适婚男女的不匹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的流动性更大,使得在某一范围内更容易出现适婚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情况,如广州、深圳、东莞以及佛山四城的未婚男性就显著超过未婚女性。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健全也日益淡化了家庭的承载功能,洗衣有干洗店上门揽收,吃饭有外卖送到手中,室内清洁有保洁人员打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灯泡坏了,打个电话就有专业人士登门搞掂。服务业的繁荣与功能延伸已经让不少青年男女对“另一半”的需求变得并不十分强烈。

作为产业升级的标志性成果,信息化与智能化工具尽管提高了人机交互甚至是人人交互的效率,但对婚姻甚至家庭的颠覆与肢解却是有目共睹。手机不离手,游戏玩个够,微信遍交友。许多青年人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流连于屏幕上的那个精彩世界,表面看线上交际圈风光无限,但背后却是线下宅男宅女的不断丛生,现实场景中的沟通表达能力日渐匮乏。手机绑架了青年群体,也实际隔离了他们与异性交往的缘分。还值得注意的是,前不久日本发明了一款美女智能机器人,上市一小时便抢售一空,试想,如果机器人既能解决人类的生理需求,还能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可以和你热情聊天,也能懂你的所思所想,乃至帮你承揽一切家务活儿,人类还会把婚姻作为唯一的选择吗?AI正在迅速切入婚姻与家庭,并对传统的婚姻模式与家庭伦理释放出强大的重组能量。

从经济学来看,婚姻应当是收益与成本原理驱动下人类的一次比较选择行为。人们憧憬与选择婚姻,是因为相信婚姻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幸福生活体验以及情感和物质的满足,然而,这种趋利避害的心理追求在现实世界可以落地的难度系数却越来越高。一方面,不认同自己的父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模式以及能将就则将就的生活态度,现在的年轻人在伴侣选择上有着更高的清晰化诉求,不仅彼此看着舒服,而且“三观”须一致,生活习惯要趋同,还可以聊得来等等,可这种近乎完美的追求无疑意味着发现成本与搜索成本会越来越大,成功的概率也越来越小,更多的青年男女也由此落单。另一方面,选择结婚还会发生不小的机会成本,包括会放弃与异性交往的频次,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还会舍弃职业选择以及升迁机会等等,做出这些割舍对于独立意识很强的当下青年来说都是非常痛苦而极不情愿的事情,于是在极具自由的单身与带有很强约束的婚姻之间,更多人选择了前者。概言之,在发现与搜索成本增大的前提下,年轻人觉得结婚所支付的成本要大于带来的收益时,他们中绝大多数可能做出不结婚的抉择。

当然,在所有的成本支出中,婚姻的建安成本无疑是最敏感的因素。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其中最低的是上海,只有4.4%。,紧跟其后的是浙江、广东以及北京等地,而这些省市恰恰是房价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地区,作为新婚的标配,多则千万、少则百万的城市商品房成为压垮许多青年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如此,婚姻还与汽车、彩礼甚至“三金”(养老、保险与医疗)紧密捆绑起来,一次性结婚,轻则掏空父母的一辈子积蓄,重则让家庭背上巨额债务。更为重要的是,成婚以后还将面临着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 而在没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以及充分思想准备的前提下,许多年轻人最终无奈地选择了“佛系”婚姻观。

正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行为也已成为他们走向婚姻的重要阻力。按照《2018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我国消费金融的使用者主要是年轻群体,其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群体占70%,由于自身收入难以支持消费需求,许多年轻人在运用信用卡持续透支的同时,还通过花呗、白条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频繁借贷,最终,“90后”和“00后”的负债率高达1850%,在消费贷款群体中占比高达43.48%。另据《2018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35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中有56%没有开始为养老储蓄,44%群体中平均每人每月储蓄只有1339元,部分年轻人处于“零储蓄、高负债”状态。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个人资产结构与消费倾向,不仅让他们时刻处于生活的焦虑状态之中,也削弱他们对未来婚姻的能力承担预期以及拥有与建设未来家庭的必要信心。

当然,结不结婚都是个人行为,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但婚姻很大程度上又必然带有亲社会的性质,不结婚对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很难说只要结婚就能提高生育率,但却可以肯定地指出不结婚一定会降低生育率。数据显示,去年国内人口出生率降至10.94%,新出生人口环比减少200万,创下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按照这样的人口增速,以2018年13.95亿人为基数,到2026年我国人口将降到11.7亿,2036年继续减少到9.8亿,至2046年只有6.9亿。问题的关键是,新生人口大幅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却在逐年增多,人口结构朝着劣态方向演变与恶化。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严重不足,“人口红利”荡然无存,消费动能停滞与衰竭,经济结构升级程序断裂,甚至还会出现可怕的倒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结婚率的下降并不等于不结婚。有调查数据显示,60.4%的单身人士还是期待美好爱情, 40.04%的人打算在31~35岁之间结婚,看得出,结婚年龄的推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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