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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与“康波”2019-09-11 07:50作者:黄小鹏

“人生发财靠康波”,这句话抓住了很多人的心。康波,就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所谓长波,就是长周期。

继法国医生朱格拉、美国经济学家基钦分别发现经济中9-10年的设备投资周期和40个月左右的存货周期之后,19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又从100多年的统计数据总结出一种50-60年的长周期波动规律。它还归纳出了三个长波:第一波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35年,共60年;第二波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为24年,下降为23年,共47年;第三波从1896年起,上升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趋势。

与今天教科书版的长波理论不同的是,康氏并不认为技术因素是长周期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长波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有关,尤其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熊彼特十分推崇康氏的长周期理论,在康氏被判死刑的第二年,他将50-60年的长周期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熊彼特对周期时间的划分与康氏不同,更重要的是,他把技术和创新的起伏视为长波形成的核心因素。

用周期理论指导投资,到底有多大可行性?笔者认为,在制造业、建筑业为主且政府干预较少的传统经济环境下,周期理论特别是短周期、中周期理论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时至今日,短周期、中周期模型在行业分析中仍然是不错的工具,但已很难用于宏观经济分析。

至于长周期,其适用性更差一些,如果不谨慎从事,用它来预测经济,很容易坠落成技术分析中的数浪。因为周期越长,经济信号就越容易进行多义性解读,对过去300年的经济增长,人们就有很多种划分法,并且每种划分看上去都颇有道理,更不用说判断当下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那绝对是“100个哈姆雷特”。

从技术创新角度讲,大波浪中套着中波浪,中波浪中套着小波浪,其中任何一个浪的波形都可能是不规则的,更不用说它们之间既有相互增强又有相互抵消的复杂效应。所以,各种冠以“第X次革命”、“XX3.0”、“XX4.0”、“XX5.0”标题的出版物,似乎都能自圆其说。

对长周期,笔者更喜欢三次产业革命的简单划分法。比如,1945年以来第三次产业革命核心是信息革命,它中间经历了几次迭代,也就是中、小波浪,从大型机到PC机再到互联网,几乎是一波接一波,持续时间远远不止25年,至今方兴未艾,前景仍然广阔。当然,你也可以从这74年里找出一些相对的低谷和高点,信手拈来,按自己需要切割,然后用之于预测。这样做,已经与巫术无异。

“康波”一词广为流传,但康德拉季耶夫的生平却鲜为人知。康氏乃苏联人,1920年起在一家大学的农学院担任经济活动研究所所长。1922年,苏联政府驱逐了160名“不与新政权妥协”的旧知识分子,制造了“哲学船事件”。30岁的康德拉季耶夫本来也在被驱逐之列,但在俄罗斯国家银行行长、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主席、经济学家奥博连斯基等有分量的人物说项求情下,康氏得以继续留在国内。奥博连斯基写信给斯大林,竭力为康氏开脱,认为他没有任何政治危险,而且已经开始拥护苏维埃世界观。

其后,康氏继续在苏联从事经济学研究,发表了两部重要著作,形成了其长波理论,他还协助制定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他于1928年被解除研究所职务,两年后遭逮捕,1931年被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时被判死刑,死亡时间地点不详,以至于关于他卒年资料有的是1938年,有的是1941年。上世纪90年代,一位曾为康氏说过情的人的儿子向康氏的女儿——苏联著名生物学家、院士——道歉。谁能想到帮他的人最终害了他?

对现代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俄(苏)裔经济学家不少,除了康德拉季耶夫,还有因GDP理论和方法获1971年诺贝尔奖的库兹涅茨、以投入产出理论和方法获1973年诺奖的里昂惕夫。他们都继承了优良的数理传统,在观察与思考层面与西欧、美国的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任何隔阂。里昂惕夫年轻时也因政治问题数次被拘留,幸运的是他因为被误诊患了致命的肉瘤病而于1925年被契卡允许离开苏联,后辗转来到美国,1999年以93岁高龄辞世。

康德拉季耶夫与“康波”2019-09-11 07:50作者:黄小鹏
黄小鹏 证券时报记者

“人生发财靠康波”,这句话抓住了很多人的心。康波,就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所谓长波,就是长周期。

继法国医生朱格拉、美国经济学家基钦分别发现经济中9-10年的设备投资周期和40个月左右的存货周期之后,19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又从100多年的统计数据总结出一种50-60年的长周期波动规律。它还归纳出了三个长波:第一波从1789年到1849年,上升部分为25年,下降部分35年,共60年;第二波从1849年到1896年,上升为24年,下降为23年,共47年;第三波从1896年起,上升24年,1920年以后是下降趋势。

与今天教科书版的长波理论不同的是,康氏并不认为技术因素是长周期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长波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有关,尤其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熊彼特十分推崇康氏的长周期理论,在康氏被判死刑的第二年,他将50-60年的长周期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熊彼特对周期时间的划分与康氏不同,更重要的是,他把技术和创新的起伏视为长波形成的核心因素。

用周期理论指导投资,到底有多大可行性?笔者认为,在制造业、建筑业为主且政府干预较少的传统经济环境下,周期理论特别是短周期、中周期理论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时至今日,短周期、中周期模型在行业分析中仍然是不错的工具,但已很难用于宏观经济分析。

至于长周期,其适用性更差一些,如果不谨慎从事,用它来预测经济,很容易坠落成技术分析中的数浪。因为周期越长,经济信号就越容易进行多义性解读,对过去300年的经济增长,人们就有很多种划分法,并且每种划分看上去都颇有道理,更不用说判断当下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那绝对是“100个哈姆雷特”。

从技术创新角度讲,大波浪中套着中波浪,中波浪中套着小波浪,其中任何一个浪的波形都可能是不规则的,更不用说它们之间既有相互增强又有相互抵消的复杂效应。所以,各种冠以“第X次革命”、“XX3.0”、“XX4.0”、“XX5.0”标题的出版物,似乎都能自圆其说。

对长周期,笔者更喜欢三次产业革命的简单划分法。比如,1945年以来第三次产业革命核心是信息革命,它中间经历了几次迭代,也就是中、小波浪,从大型机到PC机再到互联网,几乎是一波接一波,持续时间远远不止25年,至今方兴未艾,前景仍然广阔。当然,你也可以从这74年里找出一些相对的低谷和高点,信手拈来,按自己需要切割,然后用之于预测。这样做,已经与巫术无异。

“康波”一词广为流传,但康德拉季耶夫的生平却鲜为人知。康氏乃苏联人,1920年起在一家大学的农学院担任经济活动研究所所长。1922年,苏联政府驱逐了160名“不与新政权妥协”的旧知识分子,制造了“哲学船事件”。30岁的康德拉季耶夫本来也在被驱逐之列,但在俄罗斯国家银行行长、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主席、经济学家奥博连斯基等有分量的人物说项求情下,康氏得以继续留在国内。奥博连斯基写信给斯大林,竭力为康氏开脱,认为他没有任何政治危险,而且已经开始拥护苏维埃世界观。

其后,康氏继续在苏联从事经济学研究,发表了两部重要著作,形成了其长波理论,他还协助制定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他于1928年被解除研究所职务,两年后遭逮捕,1931年被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时被判死刑,死亡时间地点不详,以至于关于他卒年资料有的是1938年,有的是1941年。上世纪90年代,一位曾为康氏说过情的人的儿子向康氏的女儿——苏联著名生物学家、院士——道歉。谁能想到帮他的人最终害了他?

对现代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俄(苏)裔经济学家不少,除了康德拉季耶夫,还有因GDP理论和方法获1971年诺贝尔奖的库兹涅茨、以投入产出理论和方法获1973年诺奖的里昂惕夫。他们都继承了优良的数理传统,在观察与思考层面与西欧、美国的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任何隔阂。里昂惕夫年轻时也因政治问题数次被拘留,幸运的是他因为被误诊患了致命的肉瘤病而于1925年被契卡允许离开苏联,后辗转来到美国,1999年以93岁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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