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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无法回避一场战争2019-09-25 07:56作者:阮润生

读完邓一光先生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我既看到了翔实的史料佐证,也体会到了久违文学复苏的力量。在数以千万计的抗战牺牲民众中,选取一位名叫“郁漱石”主人公,还原一段日军侵华背景下香港沦陷史,聚焦到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战俘个体上命途坎坷沉浮。

这种类似庭审还原人物历史的写法,在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也有过呈现。不同的是,邓先生这本以小说为本体,采用了明暗两条线去展开倒叙,所依托的就是各方辩词,不仅有郁漱石家人、国民党同僚、朋友、辩护律师,也有同营英美战俘、将领,乃至负责看押战俘的日军军官,要考古一样还原人物血肉性情,情感上相互铺垫又层层深入,以跨文化的宏观审评视角,揭示极端战乱背景下人性善恶曲直,反思家国大义,拷问战争的终极意义。

在人物塑造中,我看到了作者构建了多种“不和解”与“和解”:一重是郁漱石的个人身份“不和解”,在寻爱途中寻求和解以及最终幻灭。作为中日混血身份,在缺乏母爱、严父治家的军人世家里,性情和顺的他在这个崇武报国的家里显得格格不入,或许缺失家庭的关爱,让他越发想逃离这个原生家庭,远赴日美留学期间,欣赏起阿国家庭的温馨,享受与阿国加代子小姐的初恋;工作自立后纵欲于同事前女友的性感欢愉;入俘虏营后,将牺牲加代子幸福的愧疚转移到慰安妇、女学生邝嘉欣身上,疯狂保护对方,甚至罕见复仇日营士兵;出狱后又以寻找加代子为精神寄托,战后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又被家人送押官府以通敌罪处置。郁漱石似乎一辈子在面对种种不和解,又在不断“逃亡”,最终也逃不过宿命。

另一重,是郁漱石与时局的“不和解”,在郁漱石试图和解、适应的过程中,却让自己不断沦陷。因擅于外交交涉,郁漱石被国府委以筹备战争物资重任,屡屡建功;同时,也是正因为帮助上司,而致使自己一票人马滞留香港,错失最佳逃亡时间;加上轻信国民政府备战策略,仓促走向战场,侥幸躲过战场正面厮杀,却在维修水库上暴露被俘;入营后充当翻译,虽然自己默默为战俘谋取医疗救援、餐食权益,却被同僚不齿、甚至背叛,能理解他的仅是英美战俘,更讽刺的是,能与他通畅交流、思维碰撞的人之一,竟然包括日本陆军省俘虏情报局高级雇员冈崎小姬,而怜悯他最终给予地道逃生机会的,是他原本不耻为伍、到心生怜悯的游击队战俘们。在战俘营中,他进一步了解到太平洋战局全貌,港英政府不力战但不受降的尴尬,以及自己拼命效力的国府迂腐无能;最终,郁漱石侥幸活过了日本俘虏军营大屠杀,却没有活过国民党政府的“通敌”审判。

这种无力感,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作品《鼠疫》,虽然两作品背景、风格均不同,但是对极端灾害下人类的软弱无奈和世事荒谬的揭露,以及重建希望等处,有很多类似共鸣。

回看卷首语上,“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感慨良多。人类似乎总擅长遗忘,战争的残酷会在和平时光中遗忘。构思本篇读书分享时,正好听到9.18纪念日的鸣起的防空警笛,本书或许也是另一种防空警笛吧。只是,如果兵戈再起,战事在即,普通民众是否有选择远离战争的能力或者权利?

当初纳粹极权上台,比如在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纳粹医生》里,所写当动用国家机器去绞杀犹太民族时,就连医生这样的精英都沦为泯灭人性的执行机器,犹太民众更是难逃魔爪。倘若时局动荡,如郁漱石一般厌恶纷争、尽力保持理性与良知的民众,如何能最终不沦为逃亡者呢?恐怕太难了。

相信邓先生也是保留有希望,文末写郁漱石下葬在蔡元培先生对面,多少有些寄托和期许吧。

愿后世灾厉不起,兵戈无用,天下和顺,日月清明。

如果你无法回避一场战争2019-09-25 07:56作者:阮润生
阮润生

读完邓一光先生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我既看到了翔实的史料佐证,也体会到了久违文学复苏的力量。在数以千万计的抗战牺牲民众中,选取一位名叫“郁漱石”主人公,还原一段日军侵华背景下香港沦陷史,聚焦到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战俘个体上命途坎坷沉浮。

这种类似庭审还原人物历史的写法,在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也有过呈现。不同的是,邓先生这本以小说为本体,采用了明暗两条线去展开倒叙,所依托的就是各方辩词,不仅有郁漱石家人、国民党同僚、朋友、辩护律师,也有同营英美战俘、将领,乃至负责看押战俘的日军军官,要考古一样还原人物血肉性情,情感上相互铺垫又层层深入,以跨文化的宏观审评视角,揭示极端战乱背景下人性善恶曲直,反思家国大义,拷问战争的终极意义。

在人物塑造中,我看到了作者构建了多种“不和解”与“和解”:一重是郁漱石的个人身份“不和解”,在寻爱途中寻求和解以及最终幻灭。作为中日混血身份,在缺乏母爱、严父治家的军人世家里,性情和顺的他在这个崇武报国的家里显得格格不入,或许缺失家庭的关爱,让他越发想逃离这个原生家庭,远赴日美留学期间,欣赏起阿国家庭的温馨,享受与阿国加代子小姐的初恋;工作自立后纵欲于同事前女友的性感欢愉;入俘虏营后,将牺牲加代子幸福的愧疚转移到慰安妇、女学生邝嘉欣身上,疯狂保护对方,甚至罕见复仇日营士兵;出狱后又以寻找加代子为精神寄托,战后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又被家人送押官府以通敌罪处置。郁漱石似乎一辈子在面对种种不和解,又在不断“逃亡”,最终也逃不过宿命。

另一重,是郁漱石与时局的“不和解”,在郁漱石试图和解、适应的过程中,却让自己不断沦陷。因擅于外交交涉,郁漱石被国府委以筹备战争物资重任,屡屡建功;同时,也是正因为帮助上司,而致使自己一票人马滞留香港,错失最佳逃亡时间;加上轻信国民政府备战策略,仓促走向战场,侥幸躲过战场正面厮杀,却在维修水库上暴露被俘;入营后充当翻译,虽然自己默默为战俘谋取医疗救援、餐食权益,却被同僚不齿、甚至背叛,能理解他的仅是英美战俘,更讽刺的是,能与他通畅交流、思维碰撞的人之一,竟然包括日本陆军省俘虏情报局高级雇员冈崎小姬,而怜悯他最终给予地道逃生机会的,是他原本不耻为伍、到心生怜悯的游击队战俘们。在战俘营中,他进一步了解到太平洋战局全貌,港英政府不力战但不受降的尴尬,以及自己拼命效力的国府迂腐无能;最终,郁漱石侥幸活过了日本俘虏军营大屠杀,却没有活过国民党政府的“通敌”审判。

这种无力感,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作品《鼠疫》,虽然两作品背景、风格均不同,但是对极端灾害下人类的软弱无奈和世事荒谬的揭露,以及重建希望等处,有很多类似共鸣。

回看卷首语上,“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感慨良多。人类似乎总擅长遗忘,战争的残酷会在和平时光中遗忘。构思本篇读书分享时,正好听到9.18纪念日的鸣起的防空警笛,本书或许也是另一种防空警笛吧。只是,如果兵戈再起,战事在即,普通民众是否有选择远离战争的能力或者权利?

当初纳粹极权上台,比如在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纳粹医生》里,所写当动用国家机器去绞杀犹太民族时,就连医生这样的精英都沦为泯灭人性的执行机器,犹太民众更是难逃魔爪。倘若时局动荡,如郁漱石一般厌恶纷争、尽力保持理性与良知的民众,如何能最终不沦为逃亡者呢?恐怕太难了。

相信邓先生也是保留有希望,文末写郁漱石下葬在蔡元培先生对面,多少有些寄托和期许吧。

愿后世灾厉不起,兵戈无用,天下和顺,日月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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