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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FT中文网等媒体开设有专栏。

可以从公益行为中获益吗?2019-12-03 14:34作者:刘远举

11月30日,一则《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公众关注,该报道将矛头直指水滴筹。该报道称,水滴筹大量招募筹款顾问,这些顾问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扫楼”,若患者有意向发起筹款,志愿者们就开始帮患者撰写求助人的故事,但经济状况和诊疗缺口均由筹款顾问口头询问;而筹款金额更是志愿者和患者家属之间“商量”着确定;并且,志愿者宣称在筹到钱之后,公司不会调查筹款去向。

随后,水滴筹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线下筹款顾问”相关报道的说明,回应称,视频报道中提到的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公司价值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查清楚后我们将给以严惩。同时自即刻起,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

中国社会有着传统的二元分化,农民和城里人,此外,贫富、教育等差异也造成了巨大的鸿沟,中国社会发展很快,这个差距拉的更大。信息社会带来信息鸿沟,这种鸿沟也存在病房之中。

在病房之中,并非人人都知道水滴筹之类的众筹慈善。一个来自山区的农民家庭,很可能从未听过这些名词,也没有能力撰写求助文章,按照要求进行一系列的程序。如果有人愿意帮这些人,告诉他们,辅助他们完成整个过程,填平这个数字鸿沟与信息鸿沟,当然是一件好事。水滴筹的回应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水滴筹称,组建线下服务团队的起因,是发现一些年纪偏大、互联网使用水平较低的患者,在陷入没钱治病的困境时,还不知道可以通过水滴筹自救。

某种程度上,水滴筹只回应了问题的表面,公众的质疑更大程度上是针对筹款顾问的抽成,而这个背后是一个观念问题:基于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可以从慈善行为可以获益吗?

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就是把钱、利益视为一种天然的不好的东西,好东西沾上了之后,就会被视为变味了,变成了坏的东西。殊不知,世事复杂,所谓变味了之后的味,本是世间真味。而被中国人视为“真味”的东西,却是在中国特色的传统的“假味”。打个比方,现在很多人盛赞,过去多美好啊,那个时候的人都很纯洁,比如,20多岁了可能连男女之事都不知道,殊不知,用纯真二字形容成年人,形容一个社会,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不是纯真,而是物质、精神、乃至欲望的贫瘠。这个比方未必恰当,但却能说明一些问题。

如今,中国人欲望丰富,精神谈不上充实丰富,也远比以前更加多态,正是这种丰富欲望与复杂人性构成了中国社会现在的活力,支撑了四十年的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但思想上却还没准备好,所以,会错误的加以解释。

那么,筹款顾问获利了,是不是好事呢?不妨看看老祖宗的智慧。

《吕氏春秋· 先识览·察微篇》中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 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 来而让, 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 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于行, 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原来,按照鲁国的法律,同胞沦为其他诸侯的奴隶,如果有人花钱为他们赎身,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一次,孔子的徒弟子贡在外,看到有同胞沦为奴隶,于是便为他们赎了身。回到国内,品行高洁的子贡自然拒绝了奖金。孔子知道后,就批评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替同胞赎身并接受国家的补偿,本身就是道德的,而你不肯拿你该得到的国家补偿,这就设立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导致别人赎了奴隶后,也不好意思收国家的补偿,为了避免金钱受损,鲁国人就不肯再替同胞赎身了。”

“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救助”是道德的,而“免费的让更多人得人得到救助”是一个更高层级的道德,但是,在批判更广泛、更易达到的道德的基础上去建立更高层级、更纯的道德,设立一个更高层级的标杆,就会把低一层级的道德贬低为“不道德”,最终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更广泛的道德。

2012年夏天的时候,北京大暴雨,出租车少,而且要价高,很多人被困在机场。那天有许多私家车闪着双闪自发去机场免费接人。这当然是好事,当时舆论也是盛赞。如今,没必要了,因为有了网约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丰俭自选,当然,都是要钱的。但我们知道,网约车是会一直存在的,出机场,掏出手机,一定会有车来。

所谓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就是这种源于市场的善意是可持续的、有保障的。如果现在没有网约车,出租车还是会要高价,但开私家车去接人的事,会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开私家车无私救助他人的行为多次重复后,司机感受阈值提高,道德刺激减小,从救助他人的行为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感下降,自发的接送行为就会减少。企图达到“出租车雨天不涨价”的“纯美道德”,会让“网约车”的“市场道德”消失。慈善业也是这样,如果把任何环节的利益动机都视为一种坏的东西,最终,也会伤害整个公益行业。

不妨再举个反例,春运火车票。以前火车票是窗口买,现在是APP买。APP的操作有难度,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不会,于是有了各大平台的购票服务,以及私人提供的代购服务。这种服务虽然也需要在手机上操作,但可以提前慢慢操作,找人帮忙也比在特定放票时刻找人抢票容易。也就是说,花上30、40块钱,就能填平数字与能力的鸿沟。不过,很多人觉得赚这个钱不对,但如果有人愿意免费做这件事,又会得到舆论的盛赞。但是,这种行为又能持续多久呢,起码,连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责任的铁路公司都没考虑那么多。所以,只有商业的才是可持续的,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当然,所谓的慈善顾问,为了业绩与收入,有动机会夸大或隐瞒事实,这当然是问题,但是,我们判断问题,要有逻辑框架。

第一,要有主次,即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停止,是后者,就可以接受。

第二,要判断问题的属性,即利弊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必然同时存在,还是可以切割的。前者,就要在利弊之间权衡,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应该想办法趋利避害,想办法抑制坏的方面。慈善顾问显然是后者,因为有很多办法可以严控虚假信息。

所以,问题并不出在进医院的慈善顾问这个环节,而是其他环节。

一直以来,各众筹慈善平台得负面颇多,平台方面,也有过不少探索。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根据这个自律公约,平台要加大前置审核的力度,审核疾病情况、治疗花费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是工资收入、房产、车辆、金融资产等信息)、基本医疗保障情况、商业保险保障,以及获得其他救助的情况。并与相关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交网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合力,推动建立统一的“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公示系统。事后措施上,要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各平台不再为其提供服务,并视情节上报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征信机构。但毋庸讳言,这个制度,各方协调成本太高,动机也不强。

人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一个人的贫富、不管是在支付宝、在微信支付,在还款记录、消费记录中,是能留下痕迹的。既然向大众募捐,让渡一部分隐私权,这应该是合理的。众筹平台在数据上与各类第三方平台合作,能够发现一个人的真实财富水平。这在技术上并不难,成本上也较低,但是有诸多商业、法律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探索、解决。

除了以往遗留在网络上的痕迹,大病众筹是基于熟人社交的,在熟人圈子中,各类信息是比较透明的。本来,众筹二字,题中之意是众人。众人筹之前,其实还需要众人来证明。实际上,现在的各个平台,也是有这个机制的,那就是熟人、朋友出面担保真实性。不过,我们知道,不付出代价,不承担责任的证明是毫无意义的。现在的背书,只具有了担保的形式,但却不具备担保的实质,形同虚设。

既然是熟人,筹款又是面向所有潜在的网民,那么,谁愿意站出来,指控误导信息呢,最多就是不捐,不转发。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出资担保。

对于十万以上的众筹,可以设定一个担保金额,比如, 10个朋友,每个朋友出2000元抵押担保,共计2万元。这笔钱可以比提款押后更久,比如,众筹资金是30天后提款,而担保金可以押后2个月,一旦真实性受网民质疑,平台就扣下这部分钱,返还给网民,虽然只是部分金额,但会使担保行为更加真实。这个时候担保人数、金额,就能显示出一个人求助情况的真实性。虽然被担保者可以发出“平台收了钱后,我给担保人”,但现实之中,这种契约的建立,也并不见得很容易。担保并不是涉及借钱,相互勾结,虚假担保的可能性并不大,这需要的交涉成本太高。依靠熟人群的识别,比大数据更可靠。

可以从公益行为中获益吗?2019-12-03 14:34作者:刘远举
刘远举 财经作家,FT中文网等媒体开设有专栏。

11月30日,一则《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报道在网络上引发公众关注,该报道将矛头直指水滴筹。该报道称,水滴筹大量招募筹款顾问,这些顾问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扫楼”,若患者有意向发起筹款,志愿者们就开始帮患者撰写求助人的故事,但经济状况和诊疗缺口均由筹款顾问口头询问;而筹款金额更是志愿者和患者家属之间“商量”着确定;并且,志愿者宣称在筹到钱之后,公司不会调查筹款去向。

随后,水滴筹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线下筹款顾问”相关报道的说明,回应称,视频报道中提到的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公司价值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查清楚后我们将给以严惩。同时自即刻起,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

中国社会有着传统的二元分化,农民和城里人,此外,贫富、教育等差异也造成了巨大的鸿沟,中国社会发展很快,这个差距拉的更大。信息社会带来信息鸿沟,这种鸿沟也存在病房之中。

在病房之中,并非人人都知道水滴筹之类的众筹慈善。一个来自山区的农民家庭,很可能从未听过这些名词,也没有能力撰写求助文章,按照要求进行一系列的程序。如果有人愿意帮这些人,告诉他们,辅助他们完成整个过程,填平这个数字鸿沟与信息鸿沟,当然是一件好事。水滴筹的回应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水滴筹称,组建线下服务团队的起因,是发现一些年纪偏大、互联网使用水平较低的患者,在陷入没钱治病的困境时,还不知道可以通过水滴筹自救。

某种程度上,水滴筹只回应了问题的表面,公众的质疑更大程度上是针对筹款顾问的抽成,而这个背后是一个观念问题:基于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可以从慈善行为可以获益吗?

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就是把钱、利益视为一种天然的不好的东西,好东西沾上了之后,就会被视为变味了,变成了坏的东西。殊不知,世事复杂,所谓变味了之后的味,本是世间真味。而被中国人视为“真味”的东西,却是在中国特色的传统的“假味”。打个比方,现在很多人盛赞,过去多美好啊,那个时候的人都很纯洁,比如,20多岁了可能连男女之事都不知道,殊不知,用纯真二字形容成年人,形容一个社会,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不是纯真,而是物质、精神、乃至欲望的贫瘠。这个比方未必恰当,但却能说明一些问题。

如今,中国人欲望丰富,精神谈不上充实丰富,也远比以前更加多态,正是这种丰富欲望与复杂人性构成了中国社会现在的活力,支撑了四十年的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但思想上却还没准备好,所以,会错误的加以解释。

那么,筹款顾问获利了,是不是好事呢?不妨看看老祖宗的智慧。

《吕氏春秋· 先识览·察微篇》中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 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 来而让, 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 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于行, 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原来,按照鲁国的法律,同胞沦为其他诸侯的奴隶,如果有人花钱为他们赎身,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一次,孔子的徒弟子贡在外,看到有同胞沦为奴隶,于是便为他们赎了身。回到国内,品行高洁的子贡自然拒绝了奖金。孔子知道后,就批评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替同胞赎身并接受国家的补偿,本身就是道德的,而你不肯拿你该得到的国家补偿,这就设立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导致别人赎了奴隶后,也不好意思收国家的补偿,为了避免金钱受损,鲁国人就不肯再替同胞赎身了。”

“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救助”是道德的,而“免费的让更多人得人得到救助”是一个更高层级的道德,但是,在批判更广泛、更易达到的道德的基础上去建立更高层级、更纯的道德,设立一个更高层级的标杆,就会把低一层级的道德贬低为“不道德”,最终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更广泛的道德。

2012年夏天的时候,北京大暴雨,出租车少,而且要价高,很多人被困在机场。那天有许多私家车闪着双闪自发去机场免费接人。这当然是好事,当时舆论也是盛赞。如今,没必要了,因为有了网约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丰俭自选,当然,都是要钱的。但我们知道,网约车是会一直存在的,出机场,掏出手机,一定会有车来。

所谓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就是这种源于市场的善意是可持续的、有保障的。如果现在没有网约车,出租车还是会要高价,但开私家车去接人的事,会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开私家车无私救助他人的行为多次重复后,司机感受阈值提高,道德刺激减小,从救助他人的行为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感下降,自发的接送行为就会减少。企图达到“出租车雨天不涨价”的“纯美道德”,会让“网约车”的“市场道德”消失。慈善业也是这样,如果把任何环节的利益动机都视为一种坏的东西,最终,也会伤害整个公益行业。

不妨再举个反例,春运火车票。以前火车票是窗口买,现在是APP买。APP的操作有难度,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不会,于是有了各大平台的购票服务,以及私人提供的代购服务。这种服务虽然也需要在手机上操作,但可以提前慢慢操作,找人帮忙也比在特定放票时刻找人抢票容易。也就是说,花上30、40块钱,就能填平数字与能力的鸿沟。不过,很多人觉得赚这个钱不对,但如果有人愿意免费做这件事,又会得到舆论的盛赞。但是,这种行为又能持续多久呢,起码,连担负着提供公共服务责任的铁路公司都没考虑那么多。所以,只有商业的才是可持续的,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当然,所谓的慈善顾问,为了业绩与收入,有动机会夸大或隐瞒事实,这当然是问题,但是,我们判断问题,要有逻辑框架。

第一,要有主次,即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停止,是后者,就可以接受。

第二,要判断问题的属性,即利弊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必然同时存在,还是可以切割的。前者,就要在利弊之间权衡,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应该想办法趋利避害,想办法抑制坏的方面。慈善顾问显然是后者,因为有很多办法可以严控虚假信息。

所以,问题并不出在进医院的慈善顾问这个环节,而是其他环节。

一直以来,各众筹慈善平台得负面颇多,平台方面,也有过不少探索。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和水滴筹联合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根据这个自律公约,平台要加大前置审核的力度,审核疾病情况、治疗花费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是工资收入、房产、车辆、金融资产等信息)、基本医疗保障情况、商业保险保障,以及获得其他救助的情况。并与相关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交网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合力,推动建立统一的“个人大病求助信息”公示系统。事后措施上,要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各平台不再为其提供服务,并视情节上报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征信机构。但毋庸讳言,这个制度,各方协调成本太高,动机也不强。

人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一个人的贫富、不管是在支付宝、在微信支付,在还款记录、消费记录中,是能留下痕迹的。既然向大众募捐,让渡一部分隐私权,这应该是合理的。众筹平台在数据上与各类第三方平台合作,能够发现一个人的真实财富水平。这在技术上并不难,成本上也较低,但是有诸多商业、法律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探索、解决。

除了以往遗留在网络上的痕迹,大病众筹是基于熟人社交的,在熟人圈子中,各类信息是比较透明的。本来,众筹二字,题中之意是众人。众人筹之前,其实还需要众人来证明。实际上,现在的各个平台,也是有这个机制的,那就是熟人、朋友出面担保真实性。不过,我们知道,不付出代价,不承担责任的证明是毫无意义的。现在的背书,只具有了担保的形式,但却不具备担保的实质,形同虚设。

既然是熟人,筹款又是面向所有潜在的网民,那么,谁愿意站出来,指控误导信息呢,最多就是不捐,不转发。所以,这里的关键是出资担保。

对于十万以上的众筹,可以设定一个担保金额,比如, 10个朋友,每个朋友出2000元抵押担保,共计2万元。这笔钱可以比提款押后更久,比如,众筹资金是30天后提款,而担保金可以押后2个月,一旦真实性受网民质疑,平台就扣下这部分钱,返还给网民,虽然只是部分金额,但会使担保行为更加真实。这个时候担保人数、金额,就能显示出一个人求助情况的真实性。虽然被担保者可以发出“平台收了钱后,我给担保人”,但现实之中,这种契约的建立,也并不见得很容易。担保并不是涉及借钱,相互勾结,虚假担保的可能性并不大,这需要的交涉成本太高。依靠熟人群的识别,比大数据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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